2024年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力争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病种覆盖率达到90%。
2月2日，成都市人大代表、成都市人大社会委委员、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主任药师贺林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在我国，凡是18周岁以下人群都可以挂儿科的号。”贺林告诉记者，“十七八岁的壮小伙和一周岁的孩子，药剂用量能一样吗？但在国内3500多种化学制剂品种中，近90%的药物却无儿童适宜剂型。”
贺林表示，“如果是药片，尚可切分成儿童药量，但药剂不行。一支药剂用完儿童需要的量，剩下的不得不丢弃，这就造成药品浪费，更造成患儿家属的经济负担。”针对此现状，今年贺林提出了相关建议：支持儿童用药拆零需求、医保支付方式应充分考虑儿科特殊性等。
▲成都市人大代表、成都市人大社会委委员、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主任药师贺林近90%的药物无儿童适宜剂型
建议支持儿童用药拆零需求
贺林经过调研了解到，国内多地在支付制度改革中充分考虑儿科特殊性，出台有利于儿科学科发展的医保支付特殊政策：广州在支付改革中建立医疗机构系数体系，体现医院收治儿童患者比例有所加成；常州对儿童医院采用单独调节系数，确保儿童医院的正常运营。
此外，一些其他国家在支付制度改革中也充分考虑到儿科的特殊性：荷兰在进行病组分组时，会根据病例特殊情况，将年龄小于11岁的病例分为高资源消耗组，从另一个维度制定规则进行考核；爱尔兰则根据国家成本数据进行调整，将儿科医院独立出来，使用单独的权重进行考核；法国的制度是不将住院期间新生儿费用纳入DRGs报销。
因此，贺林建议支持儿科用药拆零需求。她进一步解释，儿童作为特殊的用药群体，许多脏器、神经系统发育尚不完全，病理和生理特点均要求用药剂量精确。“我们医生一般会按照患儿体重或者体表面积来换算用量，既保证治疗效果，又减少药物不良反应。”贺林表示，目前，儿童用药面临剂型缺乏、规格单一的情况，在临床实践中，近90%的药物无儿童适宜剂型。因此，医生常选用其他规格代替，单个患儿的单次医嘱不能完全用完整支或整瓶药物的现象普遍存在。未使用完的剩余药液造成药品浪费、环境污染，也增加了患儿家属的经济负担。医院的静脉用药配制中心通过开展儿童静脉用药物分剂量“拆零”配制、计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建议医保部门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建议根据儿童病情及状态进行分层
更能体现儿科的特殊性
除了“儿童用药拆零”的具体建议，贺林还提出医保支付方式应充分考虑儿科特殊性的建议。
她表示，成都市三甲儿童医院肩负着儿科“兜底”重任，承担着成都市、四川省乃至西南地区的儿童危急重症患儿的救治、转诊、会诊等临床工作，收治患儿量大、低龄集中、病情复杂、风险程度高、投入成本大，具有鲜明的专科特色。
然而，在新的医保支付方式下，儿科病组分值付费结算金额普遍小于申报金额。“我就以儿童常见的疾病——肺炎为例，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每年接收的肺炎患儿超过一万人。对于此类疾病的治疗，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的平均治疗一名患儿的费用为5000多元，但医保报销额度是4000元左右，剩下的1000多元就是医院负担。一年下来，仅此类病症的患儿收治，医院就要‘亏’1000多万元，负担太重。”
为此，贺林还建议，将患儿状态分层更加细化。“在临床实际工作中，由于儿童的身体机能尚未发育成熟，六岁以下儿童往往病情发展迅速，容易出现并发症；加上儿童对体感和症状等表述不如成人清晰准确，临床诊疗难度明显高于成人，导致医生在为大部分患儿诊治时需要更加谨慎和细致，需要更多的医疗设备和药品来支持治疗，资源消耗更大。”
贺林举例说，“如重症肺炎、社区获得性肺炎等，这类儿科最常见病种的收治，对三甲儿童医院来讲普遍存在负向结算，且差异较大的情况。”她调研发现，产生该问题的原因在于三甲儿童医院收治的患儿年龄普遍较小，常合并有其它复杂性先天性疾病。“由于并发症较多，诊断治疗更为复杂，多数患儿曾在外院接受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后又转入这类上级医院继续治疗，使得同一诊断下的患儿病情危重程度、复杂状态、需要的监测与治疗要求具有极大的差异，治疗费用随之增加。”
同时，贺林表示，新的医保支付方式，仅通过出院第一诊断进行分组支付，并未特别对低龄患儿的实际病情危重程度和具体状态进行分层，难以从治疗难度、治疗操作复杂程度、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强度等方面充分体现儿科的特殊性。“因此，在医保支付方式上，对于患儿的实际病情及状态进行分层，针对不同分层完成支付，相对更为合理。”贺林表示。
红星新闻记者 胡谦 摄影报道
编辑 陈怡西
贺林儿科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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