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CSR（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中国新闻周刊率先在国内创办企业社会责任主题活动，成为国内最早一批传播和推动CSR理念的时政媒体。11月28日，中国新闻周刊发布《致成长：企业社会责任20年发展报告》。《报告》以调研、访谈、案例等形式，回溯责任成长，解码可持续发展，彰显责任之星。以下为《报告》的系列访谈。
姚洋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出版社寄回的待签售新书：《良治：来自儒家政治的启示》。在这部作品里，他希望用现代哲学方法构建儒家政治，为今天的中国带来启发。
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期间，对于制度的研究是他一直专注的领域。过去20年里，他除了研究经济学，还涉及政治哲学领域，特别和经济学关联度很高的分配正义、发展体制等。
2019年，在中国新闻周刊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大会上，他表示，补短板需要长期功夫，不是一蹴而就的，政府放管服改革等都是在补短板。
他建议企业一定要看长远一些，坚持长期主义，要相信经济周期，要为新的周期做好自己的准备。如今，在中国经济“筑底企稳”的阶段，企业应该如何穿越经济周期？又该如何践行社会责任？在中国新闻周刊的访谈中，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院长姚洋表示，谈企业社会责任，不仅要从社会的角度来谈，也要从企业本身来谈。在当前形势下，企业要在社会生存下去，不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难度非常大。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院长姚洋。图/受访者提供
中国新闻周刊：您在2019年第十五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大会上，鼓励企业在新周期要有信心，首要任务是保证现金流，抓住购买资产的最好时机，逆周期而行，为下一轮经济周期腾飞做准备。5年过去了，目前的中国经济正处于怎样的阶段？您建议企业怎么做？
姚洋：我觉得经济出现波动时候，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都是要自保，要保证足够的现金流，现金流出问题了，企业就死掉了。但是对于那些现金储备比较多的企业来说，其实现在是一个买资产的好机会。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还是要谨慎行事，对那些已经有储备又有进取心的企业，有扩张的需求，那就应该积极一些。
中国新闻周刊：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倡导“股东利益最大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赚取利润”的自由主义思想，此后社会责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基于当下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目标，您认为我们的企业需要怎样的社会责任？
姚洋：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一个企业已经很难和社会分开了。我们谈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谈的，也是从企业本身来谈。因为企业要在社会生存下去，不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难度非常大，做破坏社会公序良俗的事情，破坏政治制度的事情，最终会受到惩罚。企业做大了，做一个良好的社会公民，这不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而且也是企业生存的需要。
真正的社会责任应该成为企业战略的一部分。比如，有些企业有意拿出钱来搞乡村振兴，如果不是企业的主业，只想“表面热闹”，是不可持续的。企业希望从主业出发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比如游戏公司可以围绕着青少年心理健康做点事情，这才是企业的主业，也能和商业战略融合在一起，这样的企业社会责任才是可持续的。
此外，企业家自己一定要有履行社会责任的认知，如果没有这个认知，是做不好企业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您看来，央国企、民企、在华外资等不同所有制企业，所能践行的社会责任有什么区别？
姚洋：在我们国家，国有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执行国家战略、民生工程。做这些事情可能利润会比较低，但是依然在做。比如中国移动到处安装5G发射塔，我们在中国旅行很少遇到一个地方没有信号，这在别的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是做不到的。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型民营企业来说，能发工资、解决就业就是最大的企业社会责任。但是当企业变大了成为“大厂”，就要意识到作为企业社会公民，怎么发挥公民的作用，怎么善待员工等等。
外资企业起步比较早，很多大型外企真正能够做到把企业社会责任融入企业战略，好的地方值得学习。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上半年沪深北三大交易所正式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明确提出报告期内相关指数样本公司以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应当最晚在2026年首次披露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您认为这会对企业社会责任形成什么影响？
姚洋：我觉得这个政策出台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我们的很多政策实际上都是这种指引性的，然后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调整。希望通过这种政策的促进，能够让我们企业意识到更应该把可持续发展纳入自己企业战略的一部分。
特别是中国企业出海，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对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一些不适应，我们的企业要成为国际性的企业，要在国际上受到尊重，可持续发展是必做的功课。
中国新闻周刊：从现实来看，当经济波动时，经常出现裁员、减薪、停产的现象，企业倒闭，资本抽离，甚至诱发经济危机。这个时期的市场需要哪些宏观调控？
姚洋：制度只能解释长期的经济增长，解释不了短期的波动。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一个短期的波动，任何经济都有波动。
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从今年“十一”之前出台一些刺激方案，事实上我们看到9月和10月的经济表现复苏的迹象还是很明显的。
虽然我们提倡长期主义，但不可否认，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首先是和短期的经济繁荣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制定政策一定要想底层逻辑，不能在自己造的逻辑里头打转，一定要落地，落到老百姓怎么想、企业家怎么想，政策才会走通。
回到信心的问题上，第一要务是让经济繁荣回来，企业家自然有信心了。今天卖的东西比昨天便宜了一毛钱，心里肯定不高兴，肯定没信心。但是我看今天卖的东西比昨天涨了一分钱，尽管很少，但信心慢慢就回来了，这是人之常情。
中国新闻周刊：20年前，CSR在中国还是舶来品之际，您刚好加入北大国发院，今年初，您从长期担任的国发院院长位置上卸任。回头总结这20年，您认为有哪些成长之处？
姚洋：我能看到中国企业在成长，一开始大家以捐款为主，救助急需用钱的人。现在是政府托底，这些需求少了，企业的捐赠扩大到对社会公益，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资助上。下一步，企业要把社会责任作为自己战略的一部分，要有一定的社会公民意识。
我刚回国的时候，林老师（林毅夫）告诉我，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使命是参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书写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是我做国发院院长这么多年里所坚持的。我们要参与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要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国发院的学者不应该把经济学研究单纯地看作一种职业，而是要成为一种“志业”，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深入其中，感同身受去参与、去改变。现在我不做院长了，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去推动这件事情。
作者：李权云
编辑：马敏
